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多军队高级将领转到地方工作，而很少有地方干部被调任到军队，李逸民却是其中的少数之一。1950年，他不仅被调到公安部队政治部担任副主任北京股票配资公司，还被晋升为正军级，并授予了少将军衔。
李逸民的背景非常深厚，他不仅有大学学历，而且还在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具有丰富的军校教育经历。虽然他在部队的服役时间不算长，但他的军旅生涯起点相当高。李逸民成长在一个优越的家庭环境里，凭借个人努力，他有机会接受教育。他考入上海大学，虽然未能完成学业，但却投笔从戎，顺利进入黄埔军校四期，并在此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时，李逸民在叶挺指挥的24师教导大队担任指导员，并亲身参与了这场重要的起义。起义之后，李逸民随部队南下作战，不幸的是，部队遭到敌军重创，队伍被打散，他化装逃往汕头，并最终到达香港，再转至上海。上海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曾经是他求学的地方，也正是党中央所在地。1928年春，李逸民在上海被巡捕房盘查，尽管身份未被彻底识别清楚，但他始终坚持声称自己是学生，最终未被发现其真实身份，并被暂时关押。直到1937年抗战形势变化时，他回到部队，前往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在延安，他结识了罗瑞卿。李逸民比罗瑞卿年长两岁，二人都毕业于黄埔军校，不过罗瑞卿毕业于武汉分校，并于1928年加入了共产党。此时的罗瑞卿已担任抗大教育长，而李逸民仅是学员。李逸民在第四队学习完后，被调往政治教员训练班，两个月后他顺利结业，并被任命为教员，负责为几百名学员上课。1938年，罗瑞卿将李逸民调到抗大政治部党务科担任科长，主要负责发展外地来延安的青年学生入党。 1939年，抗大总校决定迁往敌后办学，李逸民留在延安，负责成立抗大三分校并担任政治部主任。在这里，他不仅从事政治工作，还积极参与大生产运动。1940年，李逸民渴望回到前线，但李克农劝他留下，称他是书生，不适合去前线作战，因此他继续担任情报部一局局长。半年后，他被调任到陕西公学担任副校长，算是暂时脱离了军事岗位。抗战胜利后，许多延安的干部被调往东北工作，李逸民与吴烈一同带队前往东北。到承德后，程子华和萧克让他们留下，在分局负责警卫工作，而李逸民则被任命为冀热辽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随后，他被抽调到26执行小组。由于国民党撕毁了协定，李逸民在调停处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他转而投入东北根据地的工作。此时，东北局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地方根据地，因此李逸民被调任负责群众工作，担任地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组织开展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活动。1947年，李逸民被调任牡丹江省建设厅厅长，负责后方建设工作。1948年，他又被调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之后还担任了秘书长等职务。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李逸民被调到北京工作。在面对这一变动时，李逸民曾因担心自己能力不够而推辞此职，但遇到罗瑞卿后，他决定接受公安部队的工作。当时公安部队正在组建，急需人才，而李逸民与罗瑞卿早有交情，彼此十分了解，李逸民也因为有文化背景和丰富的经验而被任命为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他与欧阳毅一同担任这个职务，实际上是重回军队工作。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李逸民并没有在前线部队长期服役，但他在抗大和冀热辽军区的工作经验，使他在这项新任务中非常得心应手。1952年，鉴于他的职务和贡献，李逸民被评为正军级，并被授予少将军衔。不得不说，李逸民的调任恰逢其时北京股票配资公司，因为公安部队刚刚成立，急需像他这样的有学识、有经验的干部，再加上他与罗瑞卿和欧阳毅之间的默契，使得他的调动顺利而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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